杰伊·比姆8.7

在看《杰伊·比姆》之前，我把他当作是《厕所英雄》《护垫侠》《误杀瞒天记》《白虎》之类反映印度底层人种的电影。

看到一多半的时候，我觉得这就是一个高种姓律师帮低种姓村妇替夫伸冤的普通故事。

但是，当看到故事最后钱德鲁律师一层层剥开案件的冰冷真相，犯案警察被绳之以法时，我的内心异常承重，这种沉重来自于我失去了看《厕所英雄》之类印度电影时的相对“优越感”：女人不能在家上厕所这类荒谬的现实不可能在中国发生。

因为我知道，在电影男主拉贾坎努悲剧发生的1995年，我们的身边也同样发生了一个无法挽回的冤案：聂树斌案。

这个案件的复杂性远远超过《杰伊·比姆》（具体可自行百度、知乎），聂树斌虽然已经被最高法在2016年宣布无罪，但当年他是否被屈打成招？从找到真凶王书金的2005年到2016年，十几年间改判的阻力究竟在哪里？聂树斌被枪毙的时间究竟是官方宣布的4月底，还是那个谜一般的“冬季某日”？那个关于器官移植的“谣言”背后究竟真相如何？

依然有太多疑问。

然而相比之下，拉贾坎努的妻子森加尼某种程度上是幸运的，她为丈夫赢回了清白，她得到了真相，得到了应有的赔偿；森加尼的律师钱德鲁也是幸运的，他赢得了案件，他把真凶送进了监狱，他在和整个黑暗警察机构系统性造假的斗争中笑到了最后。

但聂树斌的父母没有这么幸运，诚然他们的孩子已经平反昭雪，但是他们依然没看到应有的追责。最早披露“一案两凶”、一直未聂树斌案真相奔走的公安人士郑成月也没有那么幸运，他没有这部电影中钱德鲁律师的主角光环和开挂的庭审表现，他丢了官，被视为“异类”，身患重病无钱医治，18年靠众筹才得以获得更好的治疗。

我一直记得当年媒体报道中，2016年11月30日，当时重病中的郑成月和聂树斌的姐姐通话时说的一句话：“我活不了多久了，我死了以后，要给我在聂树斌的坟墓旁边树一个碑，写上——人民警察爱人民。”